看过雷雷与徐晓东的对决之后，我大学时代一位痴迷于武侠小说的哥们儿表示很失望，太极拳不到20秒被KO对他的打击倒还在其次，问题的关键是输得实在太难看，按哥们儿的话说：原本觉得太极拳很飘逸，怎么真打起来全成了“王八拳”呢？
我没好意思打破他的美好想象，这位同学想象中武侠小说般“很飘逸”的对决场面，可能从来就没有在中国武术中出现过。武侠小说之所以那么写，多半是种舶来品。太极拳的实战效能受质疑不是今天才有的事，早在上世纪50年代，香港就有人嘲笑太极拳是花架子。只不过，当时上门寻这晦气的不是什么西洋搏击，而是中国传统武术中的另一门派白鹤拳。本着“能动手尽量别吵吵”的武人原则，双方对喷几句之后就决定寻地开练，由于香港本地禁止华人斗殴，吴氏太极拳宗师吴公仪与白鹤拳高手陈克夫相约在澳门“决战”。此事一度闹得华人圈里很兴奋，因为中国武术一直都以单人耍套路为主，如此真打实在难得。双方约架当天，香港一时万人空巷，都跑到澳门去“围观约架”。
然而，“比武”的真实情况令人大跌眼镜。两位“大师”丝毫没有展现出武侠小说里高手对决般的仙风道骨。比赛第一回合，双方还装模作样地摆摆架势；到了第二回合，两边打红了眼，什么太极拳、白鹤拳统统忘光，都练起了最为简单实用的“王八拳”，比武现场一度犹如流氓斗殴，惨不忍睹。组委会见状急忙叫停比赛，紧急商讨后决定，由于两位大师都打红了眼、违反了踢不过膝等赛前约定的规则，该比武最终以“不胜不负不和”告终。
讽刺的是，这场丑陋的比武却创造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。由于大量围观群众对这场比武不满意，报社就找了梁羽生、金庸这批青年写手，请他们写古代武侠比武的小说以飨读者。于是就有了梁羽生的《龙虎斗京华》和金庸的《书剑恩仇录》，武侠小说时代就此开端。
奇怪的是，在梁和金的小说中，吴陈对决中那种宛如流氓斗殴般的王八拳不见了，武林侠客们打起架来都是那般优雅、帅气甚至彬彬有礼，开打前互相致意，结束后甭管被打成啥样也要互道一声“承让”。这样一写之后，武侠之间的打架斗殴，顿时变得有魅力起来。
梁羽生和金庸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构思是哪里来的呢？据金老爷子晚年自述，他的灵感来自法国通俗小说家大仲马。大仲马是个喜欢在小说中描写决斗的人，在他的小说中，主人公们往往为了一点小事就相约决斗。不过，大仲马将这种对决包裹在欧式的贵族气质中，书中人物在决斗时都尊重公平、看淡生死，以至于决斗成了大仲马小说中最大的亮点。
大仲马对决斗情节的描写是有现实依据的。欧洲当时的贵族确实决斗之风盛行，而且是实打实的以命相搏，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、法国数学家迦罗瓦、美国国务卿汉密尔顿都是在决斗中受伤去世的，大仲马本人一生中也经历数次决斗。而与大仲马所写一致，决斗确实要求参与者“体现贵族的公平、优雅”。通俗地说，近代的欧洲贵族，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最喜欢约架也最懂得如何优雅约架的一个族群。
与之相对，传统中国人很可能是世界上最不会约架的人，虽然我们的武侠小说把历代都写满了武侠高手，但翻遍整个中国专制帝国史，不仅没有欧式的决斗，连日本的“剑客对决”，其实也少有。其主要原因，是历代帝王对民间私斗都持禁止的态度。而帝王禁止臣民约架的原因，不是因为爱惜民众生命，而是将民众生命视为他的私有物。最早提倡禁止私斗的韩非就说得很明白，“侠以武犯禁”——在帝王和谋士眼里，百姓甚至无权用暴力解决私人恩怨，有力气都应该上战场为他们拼命。
长期的禁武传统，导致连古代文学中的打架场景，在现实中其实也很可笑。比如《水浒传》中，梁山好汉们最常使的兵器是朴刀。这种武器非但不是什么利器，还极其简陋，就是把民间所用的柴刀绑在木棍上制成的。而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官方禁止民间拥有比柴刀更大的铁制用具。更可笑的是《三国演义》中，说书人们硬塞给关老爷一柄“青龙偃月刀”，还把它吹成了过五关斩六将的神兵利器。其实在现实中，宋代《武备总要》说得很清楚，此兵器只能供军官练习臂力之用，“切不可临于战阵”。说白了，这其实就是古代版的杠铃，供人考武举时在校场上耍耍而已。那么，说书人为什么要让关老爷举着杠铃上战场跟人PK呢？答案是：当时的官府禁武禁得太严，所以，不专业的“青龙偃月刀”已经是普通民众想象中最接近武器的东西了。
大仲马小说能详尽描写决斗的各个细节，是因为西洋确实武风盛行，他本人就见过、用过真家伙。而中国武侠小说，从施耐庵时代到金庸时代都只能靠脑补，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这个环境。当然，脑补出来的作品有时确实比写实来得更飘逸。如今很多武术迷们凭着这玩意儿闭眼胡吹中国武术如何吊打全世界，我劝大家还是洗洗睡吧，这样的梦想实在不适合一个搞了两千多年“一夫为刚万夫柔”政策、连约架都没规矩的国度拥有。我们还是发挥优势，跟老外们比比“温良恭俭让”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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